“人民邮政为人民”是中国邮政的初心和使命，承载着百万邮政人的坚定信念和家国情怀。这份初心，源于1927年井冈山上燃起的革命火种，照亮了一条荆棘密布的红色邮路。在这条邮路上，一代又一代邮政人以“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为宗旨，披荆斩棘、接续践行，从未阻断。今天，回望峥嵘岁月，党领导的革命战争年代的邮政通信，因其独有的历史背景和环境，造就了最为波澜壮阔、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重温这段艰辛却又充满昂扬斗志的革命历程，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汲取经验、智慧，对于当代邮政人践行“守初心、担使命”的实践要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27年的井冈山，中国共产党在这里独立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面对大革命失败后严峻的政治形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坚定的信念和排除万难的实干精神，立足井冈山，开辟出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根据地的开辟和建设离不开党的组织和领导，这就要求党政军各系统必须建立起通信联系，以指导工作、沟通信息。

　　（一）根据地创建初期的通信组织形式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井冈山为代表的各农村革命根据地都位于远离大城市的偏僻山区，经济落后，交通不便，生活和生产条件十分恶劣，现代化的通信工具与设施更是无从谈起。这些为通信工作的开展带来极大困难。为保障根据地内外的信息畅通，各级党组织想方设法建立联系，在充分借鉴和运用党内秘密交通工作经验的基础上，依托地方资源和群众支持，不断摸索实践，逐步打开了工作局面。这一时期，多种形式的通信组织遍布根据地内外，各显神通、沟通四方，为党政军的通信畅通提供了多重保障。

　　1.递步哨、传山哨

　　递步哨、传山哨，是党依靠根据地群众，创造性地组建起的一种简易通信形式，开启了人民群众广泛参与通信活动的先河。

　　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进驻井冈山不久便注意到，要想在山高地远、物资匮乏的环境中生存下来，必须依靠群众，建立起群众性的通信组织。一来可以利用当地百姓熟悉地形的优势克服交通不便的困难，二来可以弥补通信力量的不足，加快通信速度。据此，自1927年10月起，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组织人员广泛发动群众，组建起递步哨、传山哨等简易的通信组织形式。递步哨，指利用接力方式传递情报、文件等的通信联络方式，一般每隔一至四华里选择适当的地点设一岗哨，每哨至少两人，遇有任务，一人原地站岗，一人将情报、文件等传到下站，以此逐站传送，因此称递步哨。有的岗哨设在山头，则称传山哨。传山哨主要负责传递紧急情报。一般安排哨员在各个山头固定的位置，利用警号物或警号号声传递消息。如哨员发出：“牛在田里吃禾啦，现在往东跑去啦！”的警号，则表示敌人出动，向东行进。倘若距离下站哨员较远，又遇逆风传音不便，便用一些动作通知对方。如向空中扬土表示敌人出动，拿颗小树立在山头，东倒表示敌人东行，西倒表示敌人西行等。党的重要文件和情报就这样一村传一村、一山传一山地传递出去。担任递步哨员和传山哨员的有青年、老人、妇女，还有儿童，可谓“井冈山上哨位连，人人都是通信员”。广大的人民群众与党和红军心连心，共同编织起一张严密的通信网，成为保卫井冈山的重要屏障。

　　虽然是群众性的通信组织，但无论是递步哨还是传山哨都有着严密的纪律，诸如信件的掩藏办法、交接方式以及接头暗号等都有专门的规定。1928年冬，（永）新遂（川）边陲特别区行洲乡的递步哨员李丁林在一个深夜突然接到乡政府的任务，要给前委书记毛泽东送一封急信。他知道这么晚送急信必定情况紧急，便立即点上松树火把在漆黑的山路上急行了十多里赶到茨坪毛泽东的驻地。毛一听说有急信即刻从床上坐起，接过信后又飞快地写好了收条，并叮嘱李丁林一定要带回乡政府验收。李趁夜黑迅速折回行州乡，将毛泽东的亲笔签条交给乡政府。由此可见，即便是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严格遵守通信纪律，按规定做好信件的交接，为保障通信安全作出了表率。

　　2.秘密交通站（处）和专职交通员

　　1928年6月龙源口大捷后，井冈山根据地的范围扩大至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县及遂川、酃县、吉安、安福的部分地区。随着各县红色政权的建立，党政机关的通信需求逐渐增多。与此同时，为加强对根据地的领导，中共中央、中共湖南以及江西省委与井冈山根据地之间的通信往来也日益频繁（注1）。在这种形势下，各县、区一级苏维埃政府均组建起交通站，并配备了专职交通员担负一县内外的党内通信工作。由此，在根据地内部形成了县、区一级以交通站为主，乡级以下以递步哨和传山哨为主的分工互补模式。

　　与递步哨或传山哨不同，专职交通员全部由各县政府从当地的优秀青年中选拔。这些人既要忠实可靠又要身强力壮。尤其是担负长途通信任务的交通员，由于远离根据地腹地，沿途不仅要应对敌匪突袭，还要经受奔波跋涉之苦，困难极大。然而，正是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力和耐受力，这支年轻的通信队伍凭借一双铁脚板，跋山涉水、前仆后继，逐渐成长为党内通信的中坚力量。以赣西采运处为例，这是1928年末毛泽东专门派人在萍乡城内设立的一家秘密交通站，驻站交通员除了传递公文信件，还担负着为井冈山采购与输送物资的重要任务。每次有布匹、食盐、药材、洋硝、雄黄、硫磺等稀缺物资从外地运来，均由交通员冒着生命危险，肩挑背扛、源源不断地输送至井冈山。这些物资为支援根据地的军事斗争和党政军的生存生活提供了重要保障。

　　3.赤色邮局

　　在组建交通站的同时，红军所到之处还秉持“保护邮局、维持邮政”的原则，接收和改造当地的白色邮局（即中华邮政邮局）为党政军服务。为了与白色邮局相区别，改造后的邮局称赤色邮局。创建赤色邮局的根本目的即是补充党内通信力量的不足。改造后的赤色邮局人员机构不变，业务正常运行，以便与国统区的白色邮局保持业务联系，这对于及时获取外部信息，了解和掌握敌情是至关重要的。（图1）因此，初期的赤色邮局只为党政军服务，均为免费。

　　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进驻宁冈后，在接收和改造中华邮政龙头市（砻市）邮局的基础上创建了赤色邮局。这是井冈山根据地创建较早的赤色邮政机构之一。1927年11月6日，时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31团第一营营长的陈毅安由龙头市邮局寄出两封信，一封寄给长沙的李建吾，信封背面寄发局“江西 寕岡”、“江西龍頭市”和收信局“CHANGSHA 長沙 十一月十四”的收寄与落地戳清晰可辨；另一封于同年11月6日寄给其妻李志强，经长沙市收转，于11月16日（长沙邮戳日期）后送达李志强手中。信中所写“通信处：江西宁冈线龙头邮局第二小学刘先生转游雪卿交”的字迹历历在目（注2）。这两封信可谓早期的赤色邮局服务红军的佐证。

　　以龙头市邮局为范例，此后新开辟的各苏区根据地陆续建起了赤色邮局。少数县的赤色邮局还在县级以下设立了邮政分局，逐步取代了交通站和递步哨。如1929年10月酃县赤色邮局最早在县内组建了六个分局，统辖县、区、乡间的通信任务（注3）。所办业务有挂号信、快信、特别快信、普通信等（注4）。赤色邮局逐渐发展为根据地不可或缺的通信机构。

　　自1927年10月秋收起义部队进驻井冈山到1929年初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之前的短短一年多时间里，井冈山根据地依靠发动和组织群众开展了卓有成效的通信工作，形成了包括递步哨、传山哨、交通站、赤色邮局等多种形式的通信组织，为其他各农村根据地的通信工作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各类通信组织相互补充、各显神通，组建起星罗棋布、沟通四方的通信网，为保障党政军的通信联络、推动军事斗争的胜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中，赤色邮局的创建，是井冈山的创举，它不仅为党内通信提供了重要保障，而且为此后党内通信向“党外”拓展，面向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开办邮政服务提供了必要条件。

　　（二）赤色邮政的普遍建立

　　1929年1月，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军事“会剿”和经济封锁，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经过艰苦奋战，于同年底在赣南、闽西地区开辟出新的根据地。到1930年春，赣南和闽西两大根据地基本形成，并相继成立了赣西南、闽西苏维埃政府（注5）。其中，赣西南苏区全省时期纵长200公里，横宽150公里，辖30余县，人口达400多万。根据地的迅速扩大，红色政权的拓展，给通信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区、乡一级，仅依靠递步哨、传山哨等群众性的通信组织来完成党政军的通信任务已明显不足，根据地的通信力量亟待加强。此外，随着根据地经济文化建设的兴起，人民群众的通信需求急剧上升，这要求通信工作要由党内向“党外”拓展，尽快开办民邮业务。为适应这一新形势，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率先成立了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将所辖各赤色邮局统一起来。这是土地革命时期成立的第一个赤色邮政管理机构（注6）。总局之下设赣西和东路两总局，各县设分局，分局下设分站和路站。自此，赣西南苏区的赤色邮政形成了上下衔接、集中统一的管理体系。与此同时，借助组建递步哨的经验，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开始广泛征募邮务人员。为适应残酷的武装斗争，邮务员一部分由富有工作经验的交通员转来，其余则各级政府从当地老百姓中选拔而来。据曾担任中央邮政总局局长的汪奇峰回忆，“赤色邮员一般都是政治可靠能吃苦的农民、工人，他们身体好、年纪轻，觉悟高，再苦再难也不怕。”

　　为尽快开办民邮业务，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于1930年五六月间颁布了“赤色邮政简章”，同时发行了赤色邮政邮票。按照“赤色邮政简章”，各地赤色邮局于即日起办理平信、单挂号、双挂号、普通快信、特别快信、印刷品、包裹等业务（注7）。据当时的邮务员王俊伦回忆，为了吸引老百姓用邮，这份邮政简章是用纸抄好后贴在墙壁上的，可见能够留存下来的原件或抄件不多。第一套赣西南赤色邮政邮票的发行同样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发行邮票的新纪元（注8）。到1929年前后，闽西、湘赣、湘鄂赣、湘鄂西、鄂豫皖、赣东北等根据地在建立红色政权的同时均发行了赤色邮票，开始面向人民群众开办邮政业务。赤色邮政的开办，是党领导的根据地政府尊重和保障人民群众通信权益的体现，标志着“人民邮政”的开端，主要表现在：

　　1.发行邮票，实行有资寄递。

　　发行邮票的根本目的即是实行寄递通信的制度化管理。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是这一管理模式的重要表征。因此，拥有这种平等和自主权利本身就是一种“人民性”的体现。根据地实行邮票制度，一方面充分保障了根据地人民群众的通信权益。另一方面，广大人民群众由此获得了平等、权利、尊严和身份感，从而支持和拥护这一举措，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赢得了民心。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发行邮票、实行有资寄递，可谓是一项革命性举措，宣告了“人民邮政”的诞生。自1930至1931年间，包括赣西南、闽西、赣东北、湘赣、江西、湘鄂西在内的各根据地共发行赤色邮票9套15枚（注9）。（图2、图3）这类邮票均为石印、无齿票，图案较为简单，主图多为五角星或绘有镰刀、铁锤的红旗，意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由于饱受战火和岁月的侵蚀，能够留存下来的赤色邮政邮票尤显珍贵，成为“人民邮政”诞生的历史见证。

　　2.制定章程，明确“人民邮政”属性。

　　赤色邮政旗帜鲜明地揭出为工农革命斗争服务的旗帜，其章程开宗明义地写到：“赤色邮局是为适应工农革命斗争的需要在苏维埃领导下而设立。”（注10）由此表明，赤色邮政是为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斗争服务的，是红色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人民邮政”的本质属性。围绕这一属性，赤色邮局首先要保障党政军的通信畅通，其机构设置要随“红军及高级革命团体”不断转移，如新的驻地没有邮政机构的，赤色邮局应派员前去常驻，办理邮务。此外，“党政机关和红军高级指挥部”如有紧急信件，赤色邮局要“飞送”传递，由此衍生出“快信”、“飞信”、“急信”等专为党政军机关服务的特殊业务。

　　3.优待军属，实行免资寄递。

　　与“有资”相对，“免资”寄递是针对红军指战员及其家属实行的一种优待政策。苏维埃政权是工农兵政权，红军是人民子弟兵，因此“优待军属、实行免资寄递”可视为赤色邮政“人民性”的另一具体体现。

　　考诸史料，这项政策最早见于1930年10月15日发布的《上杭县苏维埃政府通告》。此前，闽西苏维埃政府为加强通信工作，制定出《闽西赤色邮政暂行章程》，并通告各级政府即日执行。适值天气渐入冬季，红军家属向部队邮寄衣物的频次日渐增多，如按照《闽西赤色邮政暂行章程》所规定的邮寄标准执行，每寄一件衣物经过各站至少需付十四（铜）元邮费，加重的还要加倍，这不仅给军属造成了经济负担，也给邮寄工作带来不便。为此，上杭县苏维埃政府决定凡投递红军衣服暂时不须粘贴邮花，这一决定迅速得到闽西苏维埃政府的批准，并通知各县内交通分局执行（注11）。

　　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了《中国工农红军优待条例》。《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红军与家属通信，须由直属机关盖章，不须贴邮票；红军家属给红军寄信时，则由当地政府盖章，亦不须贴邮票，可寄到红军所在的机关转发。自此，为红军及家属免费寄信正式成为苏区邮政开展拥军优属工作的制度条令。这对于密切军民关系和前后方的联系，鼓舞红军斗志，以及鼓励群众踊跃参军扩大红军武装，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优待办法作为“人民邮政”的一项光荣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4.增办业务，拓展邮路。

　　各地赤色邮政一经开办，便积极克服物资匮乏、交通不便等困难，增设业务种类，拓展邮路，推动邮政服务深入乡间地头。这一点在赣东北根据地体现的较为明显。该地最早于1930年8月设立赤色邮政总局，时称江西东北赤色邮政总局。同年10月正式收纳群众信件，开办邮政服务，办理业务有平信、挂号信和快信等，并订有信件遗失赔偿条规（注12）。后随根据地的扩大，1931年3月江西东北赤色邮政总局更名为赣东北赤色邮政总局，服务范围拓展至闽北、浙西地区。1931年9月，在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后，赣东北赤色邮政总局的邮政业务迅速恢复并呈现出较快的发展势头。业务种类除平信、挂号信和快信外，又增加了包裹、汇兑和报刊发行等，种类之多属同期赤色邮政之最。此外，邮路也随根据地的扩大得以拓展，根据地内部增设了三条邮路，并通过边界地黎川开通至中央苏区（赣南、闽西）的两条邮路，继而又经中央苏区增设两条邮路一直延伸至浙西、皖南地区。为方便群众用邮，赣东北赤色邮政总局加强局所建设，除健全各县邮局外，在县局以下各交通要道另设邮务代办所或邮柜，“此前无人收揽的地方，现今都可以直接寄到信”。（注13）（图4）与此同时，“群众信件由赤色邮局寄信的日子很多，证明赤色邮局在群众中已渐取得了解和信仰。”（注14）这些足以说明，一旦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稳定下来，邮政便成为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一环。各苏区政府不惜余力开办邮政，服务于民，人民群众也由此享受到通信便利。这是对“人民邮政”服务理念的最好诠释。

　　5.采取低资费标准，让利于民。

　　为便利群众用邮，各根据地赤色邮政还普遍采取低资费政策，让利于民。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成立最早，其邮政资费规定为：平信3分邮资，单挂号8分，双挂号1角6分，快信2角（注15）。此后，闽西、湘赣、赣东北等根据地均以此为样板，制定了较为低廉的邮政资费。其中赣东北省在1931年9月恢复赤色邮政后，又提出“资费的规定以较反动统治下的邮务局（中华邮政邮局）更少的标准”，将平信邮资由3分进一步降至2分。这一举措进一步促进了邮政业务的快速发展，在老百姓中取得良好口碑。1932年1月的《红旗周报》专门就此发表文章，称赞道：“在赣东北苏区，不仅邮局到处都有，寄信又非常之快，比白区要快得多……只要贴上二分苏维埃邮票，任凭你从前没有知道的村头角落，都能够直接送到。”这段话生动而真实地再现了当时赣东北赤色邮政的盛况：畅通的邮路，普遍的局所，较快的运速，低廉的邮资，这些无不是对赤色邮政“人民性”最直白的解读。

　　综上所述，赤色邮政在组织机制和运行实态上都充分体现出“人民性”的特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邮政”的开端。以此为基础，各根据地的赤色邮政随着中央苏区的形成由分散趋向统一，进而迈向苏维埃邮政时期。

　　（三）苏维埃邮政的统一

　　赤色邮政的“人民性”发展到苏维埃邮政时期达到了极致。

　　1932年5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邮政总局正式成立。由此，与工农革命政权共生的赤色邮政迈入了苏维埃邮政时期。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内务部颁布了《苏维埃邮政章程》，明确指出：“邮政局是中央政府内务部之下，直属全国的交通机关，在全国各地是一种直的独立系统组织，总局局长受中央内务部的任命与撤换，其他一切工作人员由总局局长任免，各下级苏维埃不得干预其一切行政与工作。”据此，中央邮政总局被确立为国家级行政机关，其主要职能便是代表中央政府管理通信工作，统一领导苏区邮政工作，承担为人民服务的职责。这是苏维埃邮政的最突出特点。统一意味着集中管理。与此相因应，中央邮政总局重点开展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统一各地邮政资费；二是发行苏维埃邮政邮票（图5）；三是将各地分散自治的赤色邮政集中起来，形成了“总局—省局—县局—分局—邮政代办所”的由上至下、垂直管理的组织体系。在这一框架下，苏维埃邮政在邮路、业务以及规章制度等各方面逐步健全完善，推动苏区邮政工作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到1933年10月，中央邮政总局辖属范围扩大至江西、福建、闽赣、粤赣、湘赣和湘鄂赣6个省邮政管理局及95个县邮政局，邮政职工总计6000余人（注16）。邮运路线亦随之快速拓展，组建起以瑞金为起点，按照军事重心与交通要道分设的六条干线邮路和15条特别快递邮路。此外，各省邮政管理局还根据中央邮政总局统一部署和省内实际情况，建立起了若干支线邮路。由此形成干、支相接的邮政通信网。网状邮路的发展，使全程全网联合作业成为可能，运递速度也大大提高。如闽、赣两省邮局所发特别快信“已普遍的一日一夜超过一百八十里”。（注17）与此同时，特别快信的收寄和传递办法也得到改进。中央邮政总局选定兴国县邮局为试点，将特别快信一律改用按时开班，改变过去随到随送的办法，每日共开五班。改进后的特别快信业务更加规范化，且传递速度并未受影响，可保证每日夜两百里的速度（注18）。特别快信有效保障了军事通信的需要，用实践证明了“特别快信是可以代替有线电报和长途电话的邮政业务”，为配合红军作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邮路的延伸与运速的加快为邮政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条件。除原有业务外，苏维埃邮政还创造性地开办了几种“特色业务”。其中面向老百姓开放的有“银信”、“推销经济建设公债”和“报刊发行”三项。

　　银信，是一种类似汇兑的业务。由于处于战争环境下，苏维埃邮政不办理汇兑业务，但是为了便利群众，促进苏区经济发展，苏维埃邮政允许寄信人将纸票封入信函内寄递，以代替汇兑。赣东北地区有位名叫黄道的农民，想亲自去给当红军的儿子送钱，可是他还未走到，他的儿子就随红军部队转移了。在回来的路上，黄道遇到一位邮工告诉他，以后要寄钱可到邮局去。黄道听了此话便到邮局寄了钱。三天后，他居然接到了儿子的回信说钱已收到，黄道无比快活！（注19）这说明银信业务为根据地的人民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并随着各项制度的逐步完善，银信的信誉度也越来越高。

　　推销经济建设公债，是为了筹集资金支援战争而创办的一项新业务。1933年前后，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中央邮政总局号召各省苏维埃邮局增加生产、募捐物品、推销经济建设公债，以节约经费，支援革命战争。这一号召在各地激起强烈反响。如江西省各县局发动职工做义务劳动不收取加班费，共节省经费2054.52元，募捐421.92元，推销建设公债2062.5元；福建省节省经费839.91元，募捐151.37元，推销建设公债1329.5元；粤赣省节省经费107元，募捐49元，推销建设公债394.5元。[①]这些为在极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发展生产、支援苏区经济建设，以及保卫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

　　发行党报党刊，是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媒介，历来受到各级党组织的高度重视。中央邮政总局一经成立便肩负起这一重要的政治任务。各地邮局对报刊实行低资费寄递、为投稿人减贴邮票等优待政策，大大拓宽了报刊的发行面。尤其对以《红色中华》为代表的中央机关报，实行邮资总付、免贴邮票、按重量寄费等措施，以简化报纸的发行手续，大大加快了收寄速度。据1934年的统计，中央苏区发行的党报党刊多达34种，其中以《红色中华》发行量最高，达到4.5万份（注20）。由此可见苏维埃邮政在促进党的舆论宣传以及根据地文化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

　　1933年3月中央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后，中央苏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苏维埃邮政业务更加繁忙。据统计，仅6-10月的5个月中，中央苏区处理处理挂号邮件9912件，双挂号邮件6618件，普通快件2410件，特别快件6412件，包裹5296件，银信5775件，平信1亿零43726件，免费1亿零6920件（注21）。这些充分说明，苏维埃邮政已经发展成为维护人民群众通信权益的重要机构，为支持工农政权建设，促进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苏维埃邮政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实行集中统一领导邮政工作的一次成功试验。

　　在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领导的邮政通信在井冈山艰难起步，从组织简易的递步哨、传山哨，到建立交通站、赤色邮局，每一步都离不开根据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在艰苦的战争年代里，只有紧紧依靠群众，积极发动群众，这一工作才能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推动军事斗争胜利和根据地建设的重要力量之一。而随着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开办民邮业务以保障人民群众的通信群益，又成为邮政部门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从赤色邮政的普遍建立到苏维埃邮政的统一，邮政通信以“便利于民”为原则，在邮路、业务、规章制度等各方面都得到快速发展，不仅为党政军民提供了通信保障，而且对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一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指导思想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源头。人民邮政，只有扎根基层、依靠群众才能发展壮大，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越做越强。回望峥嵘岁月，为的是不忘初心源头，继续坚守使命，以更加执着的信念和坚定的步伐踏上新时代的“长征”。(本文发表于《集邮博览》2021年3-5月刊)

　　注释：

　　注1：井冈山根据地党的隶属关系可以中央1929年9月25日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为标志。前段，江西省委给予一定的指导，但主要受中央和湖南省委领导；后段，主要属中央和江西省委领导。

　　注2：舒龙，曾仲：《红色邮电风云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10月版，第7页。

　　注3：《酃县苏区邮政情况》，载于《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594页。

　　注4：《苏区赤色邮政的产生和普遍建立》，载于《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71页。

　　注5：《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第275页。

　　注6：《中国邮票史》，第5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版，第11页。

　　注7：《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载于《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74页。

　　注8：《中国邮票史》，第5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版，第13页。

　　注9：《中国邮票史》，第5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版，第5页。

　　注10：《赤色邮务须知》，1931年9月15日，载于《中国邮票史》，第5卷，商务印书馆1999年8月版，第293页。

　　注11：《龙岩地区邮电志》，2002年9月版，第326页。

　　注12：《方志纯谈赣东北苏区通信情况》，载于《苏区邮电史料汇编》（下），人民邮电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注13：《汪辰关于赣东北的报告》（1931年11月20日），载于《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85页。

　　注14：《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报告—关于关于赣东北苏区的交通》（1932年5月），载于《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125页。

　　注15：《苏区邮政资费和“免费邮件”》，载于《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90页。

　　注16：《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组织概况》，载于《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52页。

　　注17：《中华苏维埃邮政总局第三次苏区邮局长联席会议及闽、赣两省邮局五个月工作竞赛总结与今后工作的决定》，1933年10月16日，载于《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16页。

　　注18：《苏区邮政业务构成及其特色》，载于《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82页。

　　注19：《苏区邮政业务构成及其特色》，载于《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384页。

　　注20：《苏区第三次邮局长联席会议及闽、赣两省邮局五个月工作竞赛总结与今后工作的决定》，1933年10月16日，载于《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16页。

　　注21：《苏区第三次邮局长联席会议及闽、赣两省邮局五个月工作竞赛总结与今后工作的决定》，1933年10月16日，载于《华东战时交通通信史料汇编（中央苏区卷）》，人民邮电出版社1995年9月版，第216-2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