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邮政通信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它起源于原始公社解体,奴隶制国家出现以后,从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算起,距今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商朝算起,也有36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邮政通信经历了古代驿站、近代邮政和现代邮政三个不断发展、演进的历史时期。邮政作为国家的重要通信机构和近代社会基础性产业部门,对于保证军令政令的畅通,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促进经济文化科学事业的繁荣昌盛以及社会的进步,都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远古时候,我国使用击鼓传递信息,最早当在原始社会250末期。 到西周时候,我国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邮驿制度。
人类活动离不开通信,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通信活动就已出现。通信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远古时候,人类在狩猎谋生活动中就有目的地进行信息地传递。那时,人与人之间地信息传递主要是通过呼叫、手势及面部表情来进行。随着人类地不断进化和语言、文字的产生,人类交往愈加密切,为了传递和保存更为复杂的信息,人类发明了绳结记事、在器物上刻画以传递信息的方法。《易经》中载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总体来说,早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人类社会,已经通过“以物示意”的方式,来相互通达信息。人类活动离不开通信,自从有了人类的历史,通信活动就已出现。通信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远古时候,人类在狩猎谋生活动中就有目的地进行信息地传递。那时,人与人之间地信息传递主要是通过呼叫、手势及面部表情来进行。随着人类地不断进化和语言、文字的产生,人类交往愈加密切,为了传递和保存更为复杂的信息,人类发明了绳结记事、在器物上刻画以传递信息的方法。《易经》中载有:“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总体来说,早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的人类社会,已经通过“以物示意”的方式,来相互通达信息。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邮驿通信逐渐完备起来。 隋唐邮传事业发达的标志之一是驿的数量的增多。 我国元朝时期,邮驿又有了很大发展。 清代邮驿制度改革的最大特是“邮”和“驿”的合并。
到原始社会末期,随着部落和国家的形成,出现了有组织的通信活动。早在夏代,有组织的通信活动就已经产生。殷商时期,从迄今发现的甲骨文中,已经有了关于通信活动的文字记载。到了周朝,邮驿组织不断完善,为后来历代邮驿奠定了基础。周天子为了维护天下宗主的地位,建立了以西周首都丰镐为中心的邮传网络,联络中央与各诸侯国的邮传组织已具雏形。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战争频繁,社会动荡,周王室与各诸侯国之间的邮驿通信,难以维持原来的状况。但是各诸侯国之间频繁的通信往来,促进了邮驿通信组织的发展。
秦统一中国以后,为巩固中央集权,采取了一系列重要措施,如修驰道、开河渠、兴漕运、书同文、车同轨等,促进了邮传制度的巩固和发展。秦朝结束了邮传通信分散混乱的局面,其通信组织及形式趋于规范化,并产生了中国最早的邮传立法。秦草《行书律》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一部有关通信的法令。《行书律》对公文的传递呈报、登记手续、人员奖惩、驿马饲养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汉承秦制,并改“邮”为“置”,称邮传为“驿”。 汉朝十分重视邮亭建设,每十里设一个邮亭,三十里设一邮置,邮驿制度进一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群雄割据的局面。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邮驿通信也有所发展,特别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邮驿专门法规——《邮驿令》。
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隋唐的邮驿无论是法律制度的严密完备,馆驿的宏伟多样,还是驿路的水陆相兼,四通八达,都远远超过了前代。隋朝邮驿属兵部的驾部郎管理。公元605年隋炀帝开通济渠,自东都至江都二千里,每两驿置一宫,作为停顿之所。公元608年修永济渠,沿河两岸均筑有驿路。隋朝邮驿的设置,为唐朝驿站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朝的邮驿由兵部的驾部郎中管辖,在地方则由县令兼理。当时,全国有驿夫近两万名,驿站1643所,水陆相兼,四通八达。为维持邮驿通信,唐朝还制定了邮驿的考绩和视察制度,并规定州县三年一大税,一年一小税,以供全国邮驿费用。
宋代邮驿规模不如唐朝,但制度基本沿袭唐朝,并在此基础上有了一些较大的改革。首先,创设了急递铺。急递铺专为传递军令而设。每铺设铺长1人,铺兵10人。传递紧急公文日行可达四五百里;其次,实行以士兵代替民夫为驿卒的制度,从厢军中挑选士兵作为铺兵,从事邮驿传递;第三,制定严密的法律,实行“以法治邮”。元朝疆域辽阔,邮驿组织规模更为庞大。元朝邮驿站赤和驿站组成。邮传在蒙古地区称“站赤”,在汉地称驿站。据元《经世大典》记载,当时全国有驿站(站赤)1519处。《元史》称:“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至,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描述了当时邮驿的发达和繁荣。不过,元朝邮驿虽盛极一时,但是到了元末,由于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民族矛盾加深,加上邮驿管理弊端丛生,逐步走向衰败。
明朝邮驿隶属兵部车驾司管理,在各行省由布政使和按察使兼管,按察使之下有驿传道为全省驿传主管,各州县有驿丞管理。京师驿传机构有会同馆,各地设水马驿、递运所、急递铺。急递铺每铺设铺司一人,铺兵若干人。铺兵传送普通公文昼夜行三百里,传送紧急文书昼夜行六百里。明朝鼎盛时期,全国共有驿站1357所,递运所324处,递铺14430处。明朝还吸取元末用驿泛滥,导致驿站衰败的教训,从明初置驿开始,就对给驿范围严加限制,强调以法治驿。明代《大明律》中专列有《兵律·邮驿门》,规定用严刑峻法治理邮驿,对贻误公文传递者要严加治罪。
清朝是古代邮驿的集大成者,邮驿发展至于极盛。清朝邮驿组织规模庞大,星罗棋布,网路纵横,四通八达,以首都皇华驿为中心,全国驿路干线有五条,联接全国各地。全国驿站达2000余个,递铺有14000个,有7万多名驿夫和4万多名铺兵,其规模大大超过以前的任何时期。同时,清代关于邮驿的法规更加严密和完备。《大清律例·兵律》有邮驿律十八条,后增至三十五条,对驿站的职责、公文传递程序和时限,都有明确而严格的规定。
古代邮驿历经三千多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和统一,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进入近代以后,由于西方近代邮政通信制度的传入,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邮驿逐步走向衰落,并为近代新式邮政所取代。
近代中国邮政是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邮政通信。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进入近代社会,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古代邮驿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外国“客邮”的入侵,既破坏了邮政主权的独立,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通信方式;另一方面,古代邮驿只传官书,不对社会公众开放,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暴露出了古代邮驿功能上的狭隘性。因此,随着中国社会跨入近代社会的门槛,近代邮政逐渐取代古代邮驿,并成为了近现代社会重要的基础设施。
(一)大清邮政的创办及其初步发展
中国社会进入近代以后,西方先进的邮政通信制度以“客邮”的形式传入中国。“客邮”是西方列强侵犯中国主权,擅自在中国开办的邮政机构。1834年英国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在广州设置邮局,属英国邮政总局领导,这是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客邮”局。1842年4月15日英国侵略军头目濮鼎查以“香港英国总督”的名义发出通告,开办“香港英国邮局”。《南京条约》签定后,英国又以香港为基础,在新开的五个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开办“领事邮政代办所”,直属英国邮政总局。对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清政府不仅没有加以干涉,反而称之为“客邮”,并在1858年签定的《天津条约》中规定:“大英钦差大臣并各随员等,皆可任便往来。收发文件、行装囊箱,不得有人擅行启拆。由沿海无论何处皆可送文,专差同大清驿站差使,一律保安照料。”英国人在中国领土上开设邮政机构,从此就有了条约的合法掩护。其他列强,如法国、美国、日本、俄国,也都“利益均沾”,相继援例设立了自己的邮局。这些外国邮局,实行本国的邮政章程,粘贴本国的邮票,盖印中国地名的外文邮戳,严重侵犯了中国邮政主权。
1866年,由于外国人直接管理的海关总税务司署移驻北京,其往来信件也由总理衙门代寄。这些信件往来于上海、北京之间,由于受到太平天国和捻军活动的影响,总理衙门于是将这些信件的递送交海关兼办。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人赫德早有谋办中国邮政的用心,遂在北京、上海、镇江海关先后设立邮务办事处,负责递送使馆文件和海关公私信件。1868年,天津海关邮务处还收寄外侨信函。海关兼办邮政是近代中国邮政的雏形,为后来海关试办邮政奠定了基础。1878年3月,赫德与李鸿章商妥,并经总理衙门同意,由海关试办邮政。赫德指派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催琳以天津海关为中心,在北京、天津、烟台、牛庄(营口)、上海五处,仿照西欧方式由海关开设邮局,试办邮政,发行邮票,并对外开放。
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主义的觉醒,王韬、郑观应、陈次亮等早期改良主义者提出了自主兴办邮政的主张。与此同时,台湾巡抚刘铭传还在台湾进行了改驿归邮的实践。1888年刘铭传对台湾邮驿进行改组,成立台湾邮政。在台北设立邮政总局,管理全省邮政,发行邮票。这是我国独立自办近代邮政的开端。但不久因甲午战争失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新式邮政事业中途夭折。
由于“客邮”的不断扩张,严重侵犯了中国邮政主权,同时,清朝邮驿组织日趋腐败并走向衰落,难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通信需要,于是,创办近代新式国家邮政提上了日程。19世纪九十年代初,南洋大臣刘坤一、北洋大臣李鸿章及赫德等人出于不同的目的,纷纷上书清廷,要求尽快正式开办国家邮政。1896年总理衙门根据张之洞的建议与赫德所提出的邮章,奏请光绪皇帝批准。当年3月20日光绪皇帝正式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总理衙门委任总税务司赫德为总邮政司,负责大清邮政官局事务,开办“大清邮政”。 次年各邮局即正式开始对外办理业务。大清邮政官局的开办,标志着中国邮政历经几千年的发展演变之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发生了重大变革,并被赋予新的内涵和生命力,出现了崭新的发展局面,在中国邮政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大清邮政创办之初,邮政隶属于总理衙门。1901年总理衙门改组为外务部,邮政遂改隶属于外务部。1906年税务处成立,邮政也改隶属于税务大臣。是年,清廷预备立宪,改革官制,成立了主管船政、路政、邮政、电政的邮传部。但邮政直至1911年才由海关移交邮传部管理。
大清邮政创办以后,针对当时社会通信领域存在着邮驿、客邮、民信局、新式邮政并存的情况,采取以下对策:一、不触动邮驿、“客邮”体系,而以民信局为竞争对手,并全力向内地扩展;二、大力运用近代交通工具,提高邮件的传递效率;三、实行均一资费,预付邮资,并发行邮票;四、合理划分邮区,大清邮政开始即以各海关所辖地区为邮界,其后改为以行政区域划分邮界;五、广泛向社会开放,开办了多种业务,以满足社会的需要。这些措施的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使大清邮政在十余年的时间里获得了蓬勃发展。到1911年,邮界总局副总局达到49处,邮政局、分局及各等支局达到957处,代办支局达3244处,总数为4250处,邮差邮路达15.95万公里,民船邮路1万公里,轮船邮路1.252万公里,火车邮路达0.85万公里,总长达到19.05万公里。邮件进出转的总数达到4.2亿件,挂号邮件达到3209万件,包裹达到423万件。大清邮政的发展,奠定了新式邮政以后发展的基础,并为最后取代邮驿体系准备了条件。
(二)中华邮政发展与衰败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大清邮政也随之为中华民国邮政所取代。
中华邮政时期,邮政总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邮政的建设与发展。第一,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垂直领导,人、财、物及指挥调度权高度集中于邮政总局,尽管在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经济凋敝,中华邮政始终保持着全国集中统一管理。第二,在管理制度上,引入西方管理制度,在人事管理上采取考试晋级制度,强调“选贤任能,信赏必罚、终身事业”;在各生产环节明确职责,核定定额,并实行考试录用新工和新工训练、试用制度,使职工晋级与工资收入相结合。第三,重视邮政网路建设。到1924年邮政各等局所达到11800个,城乡信柜、村镇邮站等达到30728个,总服务机构达到42500多处。第四,注重业务发展。当时开办的业务有普通邮件、挂号邮件、快递邮件、平快邮件、小包邮件、保险信函、商务传单、代售印花税票、邮政储金、简易人寿保险、邮转电报、代订报刊等等。在业务经营中强调迅速、安全、普遍和服务,取费低廉,重视信誉。第五,重视邮政法制建设。1921年11月《邮政条例》颁布,明确规定邮政事业由国家专营,并规定了邮政的权利和义务,从法律上明确了邮政的地位,从而为邮政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由于上述原因,中华邮政在初期20多年的时间里发展比较健康和迅速,成为近代邮政发展的最好时期。
与此同时,随着中华邮政的发展,邮政逐渐取代邮驿、民信局和“客邮”局,实现了通信组织的统一。1913年,民国政府交通部宣布裁驿归邮,各地方政府开办的文报局也随之裁撤,政府各部门公文传递全部交归邮政。1921年11月在太平洋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撤销在华“客邮”的议案,并于1922年2月1日获得通过。到这年年底,英、法、美、日在华邮局,除英国在西藏设立的邮局,日本在南满铁路一带所设邮局外,外国列强在中国的“客邮”全部撤销。1934年国民政府交通部以信函是国家专营业务为根据,勒令各地民信局一律停业。持续500多年历史的民信业到此结束。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侵占东北三省,东北邮政撤回关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强占我华北、华中、华南大部分国土,并对邮政进行大肆劫夺。中华邮政总局被迫从南京迁往汉口,后又迁往大后方。中华邮政对已经或将要沦陷的地区的邮政,则采取尽力维持的方针,并有意安排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直接管理北京、天津、上海、汉口等沦陷区邮政。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邮政立即接管了沦陷区邮政。1946年冬季开始,为振兴邮政,中华邮政曾开展了一场“改良邮政”运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随着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和统治的崩溃,“改良邮政”运动很快就昙花一现,无法继续下去。新中国成立后,中华邮政被接管改造而成为新中国邮政的组成部分。
(三)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邮政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斗争时期,创建了人民邮政。在建党初期,为了及时、安全地传递党内文件、情报、宣传品等,党建立了党内秘密交通。而随着党在农村武装斗争的开展,革命根据地和红色政权的建立, 1927年到1928年湘赣边革命根据地最早建立了赤色邮政机构,奠定了苏区邮政创建的基础。1930年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在江西吉安富田建立了苏区第一个赤色邮政管理机构——赣西南赤色邮政总局,并于同年5、6月间颁发赤色邮政简章,发行第一套赤色邮政邮票,向根据地人民群众开办邮政业务。其后,赣东北、闽西、湘鄂西、湘赣边、鄂豫皖等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建立赤色邮政管理局,发行赤色邮票。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后,于1932年5月1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组建了统一的中华苏维埃邮政,制定并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暂行章程》,标志着人民邮政的正式创建。邮政总局下辖江西、福建、闽赣、粤赣、湘赣、湘鄂赣六个省邮政管理局和瑞金县邮政局,发行苏维埃邮票,经办普通邮件、挂号邮件、快递邮件、包裹、免费邮件等业务。各根据地赤色邮政和中华苏维埃邮政为支持革命斗争,建设和保卫革命政权,促进根据地经济的繁荣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成立了通信总站,华北的晋察冀、晋冀鲁豫根据地成立了边区交通总局,山东成立了战时邮政总局,华中各根据地成立了交通总站或交通局,从而构成了比较完整的邮政通信网,保证了战时通信任务的需要。抗日战争胜利后,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交通局、站,大多改组为人民邮政,向人民群众开办多种邮政业务。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后,解放区邮政转变为战时邮局。各解放区纷纷组织军事邮局和支前邮路,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人民邮政规模迅速扩大,先后成立了东北邮电管理局和华东、华北、西北、华中、华南、西南邮政总局或邮政局,为新中国成立后统一全国邮政奠定了基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邮电通信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随着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类邮政业务量都有大幅度增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邮政进入发展的新纪元。在解放区邮政和接管改造中华邮政的基础上创建起了新中国邮政。五十年来,新中国邮政经历了恢复发展、曲折前进、改革开放和独立运营四个时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49-1958年是新中国邮政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邮政面临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沟通邮路,发展邮政业务,满足国家和社会通信需要的艰巨任务。当时,在管理体制上实行了“邮电合一”,合并组建各级邮电局,由邮电部统一管理全国邮政和电信事业;在网路上,普遍设置邮电局所,大力恢复和发展邮路;在业务上,积极恢复传统业务,承接和发展符合中国国情的新业务,1950年,经政务院批准,实行“邮发合一”,报纸杂志发行工作交由邮局办理,并成为邮政主要业务之一;在服务上,继承解放区人民邮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传统,制定并坚持“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服务方针,积极改善服务;在业务管理上,吸取了中华邮政严密制度、严密管理的经验,进一步建立健全规章制度,加强企业管理。经过广大邮政职工的艰苦创业,邮政通信在全国范围内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到“一五”后期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为全社会服务的四通八达的邮政服务网,从而保证了国民经济恢复建设时期国家和社会对邮政通信的需要。尤其是1955年和1957年随着进藏公路的建成,邮政迅速开通了成都到拉萨、西宁到拉萨两条各1000多公里的自办汽车邮路,增强了内地与边远地区的通信联系,提高了邮件运递时效。
1958-1978年是中国邮政事业在迂回曲折中前进的时期。这一时期,一方面,邮政事业在两次大的政治运动冲击下,业务受到干扰,管理受到破坏,通信能力发展缓慢,服务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另一方面,广大邮政职工在领导干部受冲击、生产指挥调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坚守岗位,照常营业,就是在“停产闹革命”最严重的时候,除个别地区外,仍保证了邮政通信的正常运转,邮政业务仍有一定的发展。1976年与“文革”前的1965年相比,函件业务量增长了27.6%,包裹业务量增长了1.29倍;报刊发行量增长了1.3倍。特别是在全国邮政划归新建的交通部管理期间,邮政通信能力也有了一定的提高。“文革”前后相比,邮路增长了1.3倍,汽车增长了2.4倍,火车邮厢增加了近1倍。在此期间,还筹建了南昌、堰师邮政摩托车厂和贵阳邮政机械厂,为邮政技术的发展创造了一定条件。1959年北京邮票厂建成投产,更为中国邮票的印制填补了空白。
1978—1998年,是中国邮政在改革开放中大发展的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对邮政通信的需要骤增,邮政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大批邮件积压延误,邮政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为薄弱的环节之一。邮政部门积极采取多种措施,努力改善邮政落后状况:第一,积极争取国家实行了“以邮养邮”的优惠政策,逐步扩大投资,增强实力;第二,在基础设施方面,加快邮政枢纽建设,进口汽车,增强运力;第三,依靠技术进步,实行科技兴邮,在省会城市和中心城市普遍使用包裹自动分拣机,广泛使用机动装卸搬用工具,提高邮件处理效率,并开始引进信函自动分拣机,普遍推行邮政编码制度,加快邮政技术改造步伐;第四,加强法制建设,经过邮政部门多年的努力,1986年国家颁布了《邮政法》,1990年国务院颁布了《邮政法实施细则》,绝大多数省区市颁布了保护通信的地方法规和政府规章,为维护人民通信自由和邮政正常秩序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五, 1990年,四十年来未做调整的邮政基本资费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增加了企业的收入和活力。由于以上一些重要举措,邮政的困难局面有了明显好转,邮政局房、局所、邮件处理场地、运输能力、业务收入和经济效益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进入90年代后,邮政部门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以市场为导向,发展为中心,全面推进邮政改革与现代化。整个90年代,邮政加大投资力度,加快通信建设,全面推行符合现代科学管理的中心局体制,在完善邮政实物传递网的同时,大力发展计算机信息网,积极发展适销对路的邮政业务,使这一时期的邮政事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1998年以后,随着改革的深入,邮政进入独立运营时期。这年4月,根据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实行邮、电分营,成立国家邮政局,主管全国邮政行业和管理全国邮政企业,在新组建的信息产业部管理下,邮政成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独立运营的一个部门。三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信息产业部的领导下,在各级地方党委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邮政部门积极推进体制创新、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强化业务经营,邮政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发生了深刻变化,取得了显著成就,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成为邮政历史上发展最快、经济效益最好、变化最大的时期。到2000年底,全国邮政资产总额累计达到1441亿元,其中固定资产达到818亿元,全国邮政局所总数达到66800个,其中电子化局达到16272个,邮政业务总量完成230.6亿元,业务收入达到424.2亿元,全员劳动生产率达到7.98万元,在1999年实现减亏112.6亿元的基础上,再减亏34.4亿元, 为实现“三年扭亏,五年步入良性循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和发展,中国邮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立了独立的邮政通信系统,成为社会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沟通城乡、联通世界的,具有多种运输手段、拥有先进信息平台的邮政通信网络;邮政服务的网络规模、覆盖范围、服务人口已位居世界前列;邮政信息传递、物品运送、资金流通“三流合一”服务功能的内涵和外延不断丰富和拓展,为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